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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党史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把手”讲党课讲稿

根据市委要求,今天我将个人的一些学习心得体会与大家作个交流,供同志们参考。着重讲三个问题:

一、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追溯

1、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

  讲到党的群众路线,我们首先就要搞清楚,什么是党的群众路线,准确完整规范权威的内容表述是什么,这种内容和表述到什么地方去找,我认为到党章中去找。十八大提出了党章修正案,十八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它实质是回答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回答党的正确路线“从哪里来”、党的宗旨“到哪里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讲关乎党的性质的问题,回答的是党的宗旨“到哪里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讲党的基本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问题,回答的是党的正确路线“从哪里来”。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其大致经历了“提出、形成、发展完善”三个阶段。

  第一,党的群众路线提出阶段。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重视做好群众工作。在国际共运史上占有光辉席位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群众”的重要性,“依靠群众”成为大多数早期共产党人的共识。

  从党的群众路线形成的理论基础来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哲学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历史唯物论的重要原理之一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文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作了重要的发挥,他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先进队伍即组织必须在群众中开展自己的全部活动,毫无例外地吸收他们中间的一切优秀力量,并且要随时随地仔细客观地检查是否同群众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颠覆了以往阶级社会的谬论,为党的群众观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从党的群众路线形成的文化背景来看,中国几千年传统民本思想被继承和发扬。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仁学”思想,墨家提出了“兼爱”思想;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汉唐时期荀子提出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名言;明清时期,早期启蒙家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重民思想,千古一脉,传统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后来被中国共产党人批判性的继承和运用,经过群众和革命的实践检验,逐步形成了群众路线。

  党的群众路线是与党的诞生和发展壮大相生相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陈独秀就指出“五四运动的精神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些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群众力量的认识。

  1921年党的“一大”《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文件虽然没有直接提“群众”二字,但“工人、农民、士兵”就是“群众”,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已经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作为行动纲领。1922年党的“二大”《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这是党的决议中最早提到群众的概念和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1923年党的“三大”宣言指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1925年党的“四大”《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1927年党的“五大”《组织问题决议案》“认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的党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首次明确规定“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并详细规定了支部的六项任务,包括“宣传和组织群众”等。1928年党的“六大”做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决定,同年11月李立三同浙江地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这是已知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口头表述。1929年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次提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最早的文字表述,也是“群众路线”最早的比较全面的论述。在1929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要求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次系统总结和成功实践。

  毛泽东不仅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理论建设上重视群众路线,而且付诸于行动。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毛泽东领导发动的秋收起义的主要力量就是工农群众。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质量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这些是毛泽东早期的群众路线思想和实践。毛泽东是对党、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阐述得最早、最多、最系统、最深刻并且最努力付诸于实践的党的领袖,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奠基人”。

   第二,党的群众路线形成阶段。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依靠全民抗战成为党面临的新课题,促使党的领导人系统地思考和践行群众路线问题。

  1937年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动员报告中提出:“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939年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指出:“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这一期间,毛泽东反复阐述和强调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相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

  1943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首次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进行了精辟概括,他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奠定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和教训,肯定了从1927年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做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强调我们的党和军队“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要求全党全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时刻牢记“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提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同时提醒全党“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要求“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还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时,毛泽东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在“七大”的闭幕词即《愚公移山》中指出,“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的上述精辟论述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就“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指出“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七大“党章”系统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党的“七大”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的正式形成。

  第三,党的群众路线发展完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党的“群众路线”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和身体力行的实践。

  1951年毛泽东在《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中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1956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中指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 1963年毛泽东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中指出:“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系统阐述。他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对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邓小平说:“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他进一步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么,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邓小平还进一步强调党的群众路线需要与时俱进,“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对于如何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他强调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包括在党员的教育材料、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必须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而不是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尽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员腾出来派到下层去;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应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必须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对党的群众路线最集中、最系统、最深刻的阐述,包括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它面临的新的问题、新的内涵、新的方法等各个方面。“八大”通过的“党章”强调“党的领导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党能否把群众的经验和意见,经过分析和概括,系统地集中起来,变为党的主张,又经过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变为群众自己的主张和行动,并且在群众的行动中对党的主张加以检验、补充和修正”。“八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群众路线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但在探索中也出现波折和困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虽然表面也是“依靠群众”,但是搞成了“群众运动”,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也成为片面理解和执行“群众路线”的错误范例。1977年邓小平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1979年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1980年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决议”总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时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高度概括,形成了至今一直在使用的规范表述,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章又增加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由此,“党的群众路线”这一政治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有完整表述、系统内容、深刻内涵和实践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宗旨”。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面对苏东剧变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的严峻考验,从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趋势出发,对党的建设作出了新的探索,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新的丰富和发展。1989年江泽民在《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中指出:“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育,批判各种否定、贬低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牢固树立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是人民群众的科学观点。我们要在全党形成坚决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事事向人民负责,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良好风尚”。1994年江泽民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指出:“要‘下高楼、出深院’,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特别是到艰苦的地区和困难的单位去,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给群众办实事,为群众排忧解难。各级领导都要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注意在改革和建设中可能引发的新矛盾,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1995年江泽民在《深入进行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教育》中指出:“真正掌握和实践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也就能真正掌握和实践历史唯物主义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从根本上懂得了政治。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真正同群众打成一片,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一身正气,什么歪风邪气也刮不倒。相反,如果脱离了群众,脑子里没有群众观念、群众利益,就会成为歪风邪气的俘虏”。2000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这一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中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2002年江泽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新要求,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新的实际,对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概括,提出了“以人为本”,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理论,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2003年胡锦涛在《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十六大精神研讨班结业时的讲话》中指出:“必须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深扎根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中,全面落实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动上。关键是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正确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绝不以权谋私。做到情为民所系,就必须坚持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绝不脱离群众。利为民所谋,就必须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立志为人民做实事、做好事,绝不与民争利”。2006年胡锦涛在《在庆祝中用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人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更谈不上先进性。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2007年胡锦涛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讲话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在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和公仆意识,不断增强同人民群众的感情,始终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置,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兢兢业业做好工作”。2011年胡锦涛在《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中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根基和本质要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九十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任务的不断紧迫,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也越来越复杂和严峻。面对新的挑战和考验,如何进一步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成为我们党必须致力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党的“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并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及时启动了全党性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即作出郑重宣示和庄严承诺:“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2012年习近平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中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真组织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2013年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不论政府职能怎么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不能变。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接地气、通下情,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实现服务”,《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十三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部署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又一重大而有力举措,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又一次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

  总结上述“党的群众路线”的提出、形成和发展完善过程,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它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独创性运用发展和新的贡献。它是党领导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2、群众路线是经过历史和时代检验的宝贵经验

  历史告诉我们:“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这些宝贵经验,不仅是体现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而且是经过历史和时代检验的宝贵经验。

  纵观中国历史,每一次社会稳定发展时期,如所谓的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明洪宣之治,甚至清康乾盛世,无不是出现在一个朝代的前期,统治阶级尤其是封建官僚士人无不怀着强烈的危机意识,表现出鲜明的励精图治精神,他们关注民生、严格约束统治集团的贪污腐败行为,以致社会矛盾缓和,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富裕,政府府库充实等共同的特征。而在王朝末期,统治阶级尤其是封建官僚士人无不表现出漠视民间疾苦、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享受,疯狂搜刮钱财的贪婪本性,以致社会矛盾急剧恶化,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百姓生活艰难,政府国库空虚,直至百姓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揭竿而起,将已经严重腐败堕落的统治阶级政权推翻,再造一个相对关注民生的新政权,这是历代王朝更替中的共同特征。古代社会的统治者遵循民本思想的根本目的还是欲通过整合“民意”,以维护、巩固和强化特定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进而谋求特定的阶级利益和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尽管如此,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虽然存在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但却揭示了深刻的执政规律,并发挥了客观的历史作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意、约束了专制权力。同时对维护社会秩序,保持国家稳定,加强文化认同、巩固民族团结,促进国家统一,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我们今天值得肯定和借鉴的传统思想精华。

  从世界政党的发展史来看,一些大党、老党衰亡的惨痛教训也深刻警示我们,能否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政党政治发展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了执政地位。1991 年,有着93年历史、1500 万党员、执政74 年的苏联共产党一夜之间红旗落地、分崩离析;1993 年,连续执政38年、拥有“万年执政党”之称的日本自民党大选败北;1996 年,建党111年、执政长达45 年的印度国大党选战失利;2000年,拉丁美洲第一大政党、前后执政71年之久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沦为在野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相继改旗易帜,变了颜色。为什么这些大党老党的政权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荡然无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政党内部出了问题,在如何对待人民群众这个重大问题上出现了根本性的失误。苏共执政后期,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由“人民公仆”蜕变成“人民主人”,领导阶层变成了特权阶层,党群干群关系从“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鱼肉关系”,从而导致苏共垮台时苏联人民冷眼旁观、无动于衷,甚至不少民众出现在对立的营垒中。苏共的历史悲剧告诉我们,困难不可怕,挫折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流失。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执政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没有忘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至深之理,常怀敬畏之心、常铸鱼水之情。在党经历的93年岁月里,其主题主线主流是党群关系密切,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得好。但也有个别时期、个别方面贯彻执行得不好的,使我们的事业遭受了挫折。总结我们党背离群众路线的教训,以建国后两次值得深思和牢记。第一次是1958~1960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经济领域的错误。主要表现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急于求成,脱离国情,超越国力,大起大落。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急于求纯,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第二次是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经济社会全局性的特别是政治领域的“左”倾严重错误。主要表现是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人为制造阶级斗争。这两次失误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观臆想的结果,在党内滋长了许多同党的群众路线格格不入的歪风,后果恶劣,影响深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是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党组织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许多党长期依靠的积极分子受到排斥打击,党内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抱怀疑或抵制的同志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这两场运动严重损害群众利益,造成国家和人民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过程中,之所以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其根本原因,除了中国共产党人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更重要的是她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结成了最紧密的血肉联系。并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共产党人不同时期承担的任务及时开展群众路线教育,使“群众路线”这条党的生命线永葆不变。在党的历史上,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整风、整党运动或活动中,大都涉及群众路线教育。

   1.延安整风运动。这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目的是通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式,纠正宗派主义的党风和官僚主义的政风,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建设一个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更加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我们党进一步密切了党众关系,确立了为人们服务的宗旨,为党的七大将群众路线定为党的根本政治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2.1947-1949年的土改整党运动。历史上第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整党。为解决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彻底揭发各种离开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错误思想,保障土地改革顺利进行,支援解放战争,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党运动。这次整党运动,提高了党的纯洁性,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保障了土地革命彻底完成,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3.1950年整风运动。全国仍未完全彻底解放,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上级领导机关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中下级领导机关习惯用粗暴、强制、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完成任务的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党员、干部中轻视群众的功臣思想、“革命到头”思想和一些腐败蜕化的苗头。针对这些问题,主要采取讨论会、座谈会、人民代表会以及个别谈话等方式,对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问题进行整顿,对严重的违法渎职的官僚主义者进行必要的纪律处分。此次整风是执政党建设的开篇之作,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4.1951年~1954年的整党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员数量增长迅猛,对这些新发展的党员还来不及进行有计划的考验和培训。部分老党员和干部出现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忽视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出现贪图享受、革命意志衰退的问题。另外,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要求。针对这些问题,在着重思想整顿基础上进行了组织整顿。通过这次整党运动,党风和社会风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觉悟,清除了党内存在的腐败现场和享乐情绪,纯洁和壮大了党组织,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战斗能力。

5.1957年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条件下,为加强党的建设而进行的大规模的具有开创性的尝试,八届二中全会提出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1958年8月底结束,这次整风运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开始,后被反右扩大化打断。

6.1969~1971年的整党运动。这是“文革”期间进行的一场以“整党建党”“吐故纳新”为基本任务的整党运动。由于指导思想和具体实施的方针、政策上的一些错误,致使这次包含群众教育的运动不仅没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给执政党建设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7.1983~1987年整党运动。在思想、作风、组织上对“建国”以来党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地整顿。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多的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这是建党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整风。

8.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实践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开展了数次全党范围党建方面的教育实践活动,如“三讲”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创先争优”活动,都包含了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群众路线教育,都促进了党群、干群关系的健康发展,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胜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

二、关于群众路线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

1.党的群众路线蕴含着“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也是党的群众观点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列宁指出,正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毛泽东也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动力”。从马列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唯物史观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为我们党并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的理论依据。

2.党的群众路线蕴含着“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观。价值观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即以谁为价值主体的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也是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共产党人最崇高的价值目标、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3.党的群众路线蕴含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论。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上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是认识不断发展的过程。“从群众中来”,这一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表明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正确思想的来源,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到群众中去”是理性认识回到实践、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过程,是检验、修正、补充和发展理性认识的过程。这就把党的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有机统一起来,把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体化为科学的领导方法。

三、坚持群众路线指导党史工作实践

1、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做好党史基本著作编写。

(1)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2)突出人民群众主体地位;

(3)以人心向背论得失。

2、坚持“一切依靠群众”做好党史研究。

(1)注意总结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

(2)发动群众开展党史研究;

(3)研究成果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

3、坚持“从群众中来”做好党史资料征集。

(1)注重党史资料征集的广泛性;

(2)注重党史资料征集的典型性;

(3)注重党史资料征集的代表性。

4、坚持“到群众中去”做好党史宣传。

(1)党史成果要为人民服务;

(2)党史“六进”要形式多样;

(3)红色资源利用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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